叫李全有的上士说：“少校，就听神父的吧。”
戴涛冷冷地对李全有说：“让东洋鬼子缴了械，还不够？”
英格曼明白他没说出的话更刺耳——现在还要让西洋鬼子缴械？
戴涛对李全有和王浦生说：“现在你们是我的下级，我是你们的长官，你们只有服从我的本分。”
此刻叫赵玉墨的女人从帘子那边走进来，温情地看着每个男人，似乎她是一个大家庭的年轻主妇，希望能调停正闹不和的男人们。
英格曼神父记得自己当时对那女人微微一点头，刹那间忘了她低贱的身份。他感觉由于那个女人的出现，男人们的氛围变了，一股由对立而生的张力消减下去。其实她什么也没说，也没动，带一点女人不讲原则的微笑，惋惜地看着男人们：和和气气的多好，什么值得你们扯破脸？
英格曼还记得自己当时说，如果手榴弹拉响，日本人指控教堂庇护中国军人，教堂收留难民的无辜慈善之举，将会变成谎言。最重要的是，激怒了占领军，他们会夷平教堂，包括它荫庇下的十六个少女。她们是战争中最柔弱的生命，一旦成为牺牲品，将是最不堪设想的牺牲品。
然后，他告诉他们从安全区回来的路上目睹了什么。当时法比开车从小巷绕路回教堂，碰见几十个日本兵围在一个门廊下，正剥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的衣服。他叫法比马上停车。他摇下车窗，探出他穿教袍的上半身，用英文大声叫喊：“停止！看在上帝的分上！……”日本兵就把他们两个眼证给灭除了。他平铺直叙地把事件讲完又说：“本来不想告诉你们这个令人不悦的事情，但我想让你们明白，我们——希望也有你们，所做的一切，都以不危及女学生们的安全为准则，收留你们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危及了她们，更何况你们还藏有武器。”
戴涛和另外两个军人都沉默了。他当时陪着他们沉默一会儿，让他的话在他们的脑子里渗一渗，才离开了地下。当天下午，戴涛把那颗手雷交给了他。就是那时，他和年轻的中国少校交谈了上海撤退和南京失守的事。奇怪得很，叫戴涛的陌生军人恰是在英格曼最渴望交谈时出现的。那半小时的谈话，双方情绪兴致那么对接，非常罕见。
此刻英格曼裹紧鹅绒起居袍，打算回自己居处睡觉。他端着蜡盏沿着楼梯下到大厅，却听见门铃在响。他立刻回到楼梯上，撩起黑窗帘，打开朝院子的窗户。
法比已经赶到门口，正在和门外的不速之客对话。说是对话，外面的人只用门铃来应答法比的问话：“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……这里是美国教堂！……没有粮食、燃料！……”法比每发一句话，门铃的应答就更增添一些恼怒和不耐烦，有时法比短短的句子还没结束，就被打断，几乎就是在用门铃跟法比骂架。
英格曼飞快地下楼，穿过院子，拉上圣经工场的门，又检查了一下撞锁是否锁严实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上锁反而不安全，入侵者总是认为值得锁的地方都藏有宝贝，必然会强行进入，这样反而给阁楼上藏身的女孩们增添危险。他掏出挂在皮带上的一串钥匙，哆嗦着手把一把把钥匙试着往匙孔里插。最终把门打开，摸黑进去，对着天花板说：“孩子们听着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不准出声，不准下来！”
他知道女孩们听见了，转身朝厨房跑过去。
“日本人来了，不准出声，一切由我和法比对付！”
他听见某个女人说了半句话，想打听什么，又马上静下来，不是被捂住嘴，就是被轻声喝住了。
英格曼神父在去大门口的路上想好了自己的姿态，语调。在离大门口五步远的地方站住，深呼吸一下，对仍在徒劳喊话的法比说：“打开门。”
法比回头看一眼英格曼神父，被神父从容淡定的声音和步态镇住。神父似乎等的就是这一刻，要亲自看看，在他的感召力面前，有没有不被征服的心灵，有没有不回归的人性。
因此当大门打开，迎着入侵者的走来的是一个白须白发、仙风道骨的老者，他宽恕一切孩子，各种肤色的、各种品格的，无辜的或罪恶的。日本兵在按门铃集聚起来的怒气，似乎被英格曼神父接受一切的微笑释放了出去。
“我们饿！”带头的日本下等军官用滑稽的英文说道。
“我们也饿。”英格曼说。以怜惜普天下所有的喊饿的生命的那种泛意关怀：“并且干渴。”他补充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