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比跑到圣经工场，开始往阁楼上攀登时，突然想到，刚才赵玉墨没有叫他“副神父”，而是叫他“法比”，把“法比”叫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。
英格曼神父的恳求得到了少佐的批准。他的部队在寒冷中静默地多候了二十分钟。英格曼给的理由是说得过去的：唱诗礼服很久没被穿过，有的需要钉纽扣，有的需要缝补、慰烫。士兵们站在围墙外，一个挨一个，刺刀直指前方。多二十分钟就像二十分钟吧，好东西是值得等待的。日本人是最讲究仪式的。一盘河豚上桌，都装点成艺术品，何况美味的处女。
二十分钟后，厨房的门开了，一群穿黑色水手裙、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，她们微垂脸，像恼恨自己的发育的处女那样含着胸，每人的胳膊肘下，夹着一本《圣经》歌本。
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“女学生”。这是我想象的，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，她们是按梦想来装扮演女学生的，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。
再说，南京这座自古就诱陷了无数江南美女、把她们变成青楼绝代的古城，很少生产丑陋的窑姐，丑女子首先通不过入门考核，其次是日后会降低妓院名望，甚至得罪客人。所以在电影尚在萌芽时期的江南，盛产的穷苦美女只有两个去处，一是戏园，一是妓馆。
我姨妈书娟没有亲眼看见赵玉墨一行的离去。后来是听法比说的，她们个个夺目。
赵玉墨个子最高，因此走在队伍最后。
英格曼神父走上前，给每个女人画十字祈求幸运。轮到赵玉墨了，她娇羞地一笑，屈了一下膝盖，惟妙惟肖的一个女学生。
英格曼神父轻声说：“你们来这里，原来是避难的。”
“多谢神父当时收留我们，不然我们这样的女人，现在不知道给祸害成什么样了。”法比这时凑过来，不眨眼地看着玉墨。玉墨又说：“我们活着，反正就是给人祸害，也祸害别人。”她俏皮地飞了两个神父一眼。
法比为女人们拉开沉重的门。外面手电筒光亮照着一片刺刀的森林。少佐僵直地立正，脸孔在阴影中，但眼睛和白牙流露的喜出望外却从昏暗中跃出来。法比从来没想到他会拉开这扇门，把人直接送上末路，把一个叫赵玉墨的女子送上末路。
法比想，这个叫赵玉墨的女子错过的所有幸运本来还有希望拾回，哪怕只拾回一二，哪怕拾回的希望渺小，但此一去，什么也拾不回了。这样想着，他心里酸起来。他染上中国人的多愁善感，是小时阿婆带他看中国戏曲所致。阿婆在他心灵中种下了多愁善感的种，是啊，种是可以被种植的，种也会变异。
一辆卡车停靠在烧死的树边，卡车尾部站着两个日本兵。等到第一个“女学生”走近卡车，他们一人伸一只手，架住她的胳膊，帮她登上梯子。不要他们帮忙是不行的，他们立刻把枪刺横过来，挡住退路，限止动作。
少佐跟在玉墨旁边。
法比在三步之外跟着他俩。
英格曼神父站在教堂大门口，许多天不刮的胡须使他的容貌接近古代人，或说更脱离人而接近神。
我想象英格曼神父在那一刻脑子空空，只盼着这场戏顺利进行，直到结束，千万不要节外生枝，他经不住任何意外枝节了。
他目送一个个“女学生”登上卡车尾部的梯子，消失在卡车篷布后面，从她们的身材、动作他基本能辨认出谁是谁，但叫不出她们的名字。他有点后悔没问一声她们的名字——是父母给的真名字，不是青楼上的花名。他只记得一个名字，就是赵玉墨。这大概也不是她父母给她的名字。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赵玉墨宁可忘掉亲生父母给她起的名字。
当天晚上的晚餐是烧煳了的土豆汤。陈乔治死去之后，大家就开始吃法比的糊粥糊汤。不同的是，这顿晚餐分量极足，每个女学生都吃双份。下午法比在准备晚餐时，并没有料到那十三份汤将多余出来。女学生们终于实现了她们这些天藏在心底的祈祷：让我饱饱地吃一顿吧，别让那些窑姐分走我的粮食了。她们没想到，她们的祈祷被回复了，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回复的。她们一勺一勺地吃着土豆汤，书娟偷偷看了一眼对面的苏菲。苏菲脸上一道血痕，是混战时被指甲抠的，那道血痕是苏菲麻木的脸上唯一的生动之处。谁也没有发感慨：啊，那些女人救了我们。也没人说：不晓得她们活得下来不？但书娟知道同学们跟她一样，都在有一搭无一搭地忏悔：我当时只是想吃饱，没想到我的祷告对她们却成了恶毒咒语。
还需要一些时间，需要一大截成长，她们才能彻底看清这天晚上，这群被她们看成下九流的女人。